从乐善园小学到沧县二中

一、 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

我是1931年(12岁)进沧县乐善园小学读书的，有一位名叫张德让的老师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者。他经常通过教学和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向我们渗透革命道理，讲一些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故事及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。张德让老师的家就在沧县城西附近，记得他有一个妹妹就在乐善园小学走读，听说张德让老师是燕京大学制革系的毕业生。

我进入乐善园小学的第二年，有个同学叫戴秀卿，他年龄比我大，有一天他很神秘地同我谈话（时候知道是受张德让老师的委托），通过它的介绍，我参加了革命组织“互济会”。不久，张德让老师又亲自同我谈话，又先后介绍我参加了“反帝大同盟”和共产主义青年团。这样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我连着参加了三个组织，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。当时在我的思想上，我认为参加了这三个组织，就是参加了共产党。

二、展开深入广泛地抗日宣传活动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沧县城里掀起了一个声势很大的反日运动，经常召开“沧县各界反日大会”，也叫市民大会。就是以沧县二中（现沧州市一中）为主，乐善园小学、回民小学、还有商界市民都积极配合参加，一些当地名流和社会上有地位的人，比如我们学校校长高梦鹤、回民小学校长马毅夫等等，都要在会上发表反日演说。记得有一个人，一开会就讲话，说：“我是国民一份子，我有说话的权利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……。”还有一个姓蒋的，名字虽然忘记了，但是他的长相到现在还能回忆起来。他在市民大会上特别活跃，他家就住在沧县城菜市口。还有二中学生王耀臣，是个出头露面的重要人物，善于演讲，在市民大会上演讲时慷慨激昂。当时反日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。会上现实演讲，后市演戏。有一次我和一个女同学演了一个名叫《准备》的话剧，剧情就是俩改革青年进行操练，准备和日寇作战。剧中对话突出有这么一句：“打败日寇，直捣日本三岛！”演完剧就有性，到各家商店去查日货；查出日货没收。此外，我们还经常到郊区农村进行反日宣传。

我们团支部共七人，有戴秀卿、穆德生、王云川（河间人）、孙复兴等。当时，我们都搞些市民活动呢?一道节日，有的就半夜进城撒传单、贴标语，我到附近农村宣传，向农民讲中国百姓苦难，都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，还讲我们要过的好日子，就得像苏联人民那样起来斗争。我们学校西边有个砖窑，也到那里向工人宣传这些内容。在校内，主要是发展组织。看到哪个同学是发展对象，就先同他接近，向好第一步谈什么，第二部谈什么，逐步谈到革命内容。主要是招品学兼优的穷苦学生，经过几次谈话，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，然后才发展它为团员。

当时，我们的理论武器是从张德让老师那里来。他利用上“国文”课的机会，给我们讲：我国为什么又贫又弱，其原因：一是帝国主义侵略；二是军阀混战，连年打仗。第一号军阀就是蒋介石，而帝国主义又是他们的后台，要救中国，就得打倒他们；三是资本家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。还通过讲杜甫，白居易的诗，如《卖炭翁》、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、《石壕吏》等等，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，从而给我们渗透革命道理。

此外，我们还常看到一些秘密党刊，如北方的《红旗》（油印），还看过一些秘密统治、宣传品等。当时我在学校，一方面是秘密的团支部书记，直接接受张德让老师的领导，另一方面又是学生会主席（官方的），属校长高梦鹤领导。有一天，校长突然把我叫到图书馆，把一大堆党的秘密书刊往案子上一放，说：“你看过这些东西吗？你还想当共产党！上了张老师的当了，听说你们还向揍我（他在我们眼里是个反动家伙，我们确曾商量过揍他的事）！”他问我，我也不吭声。后来他说：“本应开除你的学籍，看你快毕业的份上，不开除你了。”高梦鹤是个国民党员，和张德让老师又有矛盾。但是当国民党县党部找高梦鹤时问：“你们学校有共产党吧？”高却回答没有，这说明高梦鹤对共产党没有什么仇恨。

我们的革命思想，来自课堂革命教师的灌输，读马列主义的书、革命文件和刊物。当时的口号是：“保卫苏联！”。这期间我学会了一些革命歌曲，其中一支叫《少年先锋队》，歌词有这样的句子：“走上前去，曙光在前，同志们奋斗！”教我唱这支歌的是张德让老师，还有王国政。

1933年夏天我小学毕业，我们几个团员在孙复兴家聚会，就此分手，各奔东西。我考入沧县二中（即沧州市一中）前，给在北平上学的大哥写信，说自己不愿再升学了，想去北平卖报。因为王国政曾向我说过，北平的报童多是干革命活动的。不过大哥没有同意，于1933年9月，我考入了沧县二中，入校不久就接上了关系，因为二中早有党团员组织，同我直接联系的是两位高年级同学孙敬文和阎宝鑫。一年之内，我除和孙敬文联系外，还接触过一个铁路工人，是孙敬文代我接的头，地点就在火车站北面水楼子附近，我们几个团员还在这里开过会。

1934年，孙敬文初中毕业，去北平镜湖中学学习。他临走时，把我的组织关系介绍给了一个姓贾的，姓贾的是校外人。街头地点是在城隍庙大殿后的说书馆，向我交代了老贾的长相、穿戴和接头的暗号及时间。1934年秋我和老贾接过两次头，可是后来却再也接不上头了，也不知道他到那里去。同组织上失掉了关系。

同组织失掉联系后，我就主动同北平孙敬文、王国政，还有我打个何志先通信联系。不过这仅是革命同志之间的联系，不能算同组织联系。这时我虽然同组织失掉了联系，二中又只剩下我一个团员，而我并未停驶活动，除和孙敬文通信联系外，还积极联络一些校内的进步同学，如朱炳书和他的弟弟朱良佑，通过朱炳书还联络了女生部的朱玉筠。我们这些人在一块，阅读进步书籍，长叹当时的政治形势，展望中国的未来等等。我一时虽然失掉了党的领导，但始终坚持一个革命目标，不仅要继续找组织，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。

三、一二九运动在沧县

1935年，一二九运动爆发后，日本的侵略波及华北，冀东宣布“特殊”，华北告急。怎么办？我们积极联络同学，响应一二九运动，走上街头宣传，拉起队伍罢课游行。

怎样罢课游行？我们利用二中的学生会（当时学生会是官办的，受校当局支配），学生的主席是杨欣（杨钦的弟弟）。我们把杨欣推出来。以学生会的名义，联络了沧县简易师范、县立完小，乐善园小学、回民小学，师生共800多人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，还罢了课，对社会影响很大。这次罢课游行的策划人都以为是杨欣，其实是我和朱炳书。上市在简师的朱家驹（党员）和兰丕伟（曾任中共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）也参加了罢课和游行。

从1935年沧县发生的各校联合罢课游行来看，一二九运动爆发后，沧县的学生、市民没有沉默！在觉醒，在怒吼，在革命！

对罢课游行，当时有些老师并不反对，而且表示抗日。有个教“公民”课的孟老师，他在课堂上讲帝国主义如何如何，给人的感觉，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。学生中的右派集中在高二、高三，人数很少，大都是地主豪绅子弟。他们同我们争论时不占优势。有一次，在游行时我喊了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，回来后他们就追问为什么要喊这种口号，经过谁批准了，遭到了我们的斥责和嘲笑。在这期间，有天津南开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坐火车去南京请愿，火车开到沧州，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挠，不让火车往南京开了。我们就组织同学到车站慰问，还请他们到二中来，在大会上发表演说。当时我们二中没有准备讲话，临时推我上台，我就临场讲了话。那些大学生就住在火车上，一连几天都是我们给送吃喝。

四、组织“津南武装自卫会”

一二九后，学校发生了一件事，河北省教育厅发现沧县二中校当局有问题，要撤换杨学山，换上国民党信赖的人，他们如果来人就跟他们干！我们几个学生代表，有女生部的朱玉筠，男生部就是学生会主席杨欣、朱炳书， 还有我。教职员代表史乔××（外号叫乔二赶子，国文教员）去天津省教育厅请愿，并请大《大公报》发表消息支持我们。后来教育厅没敢派人来，也就完了。

1936年4月，孙敬文受河北省委的委派到津南活动。来到沧县二中，他找到我，向我讲了“八一宣言”、“抗日联合战线”等中央的有关新政策，讲了红军北上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、指示，我们在津南也搞抗日联合战线，名字叫“津南武装自卫会”。很据他的一件，我与朱炳书、朱玉筠商量，不到10多天时间，就在二中联络了20多名积极分子，加入了“津南武装自卫会”。这些人全是品学兼优具有爱国思想的学生。当我们向孙敬文汇报此事时，他还表扬了我们。

孙敬文在离开津南时，把我介绍给了津南特委的张国泰（张为河北省委联络员——编者），后来张国泰又把我介绍给了张杰。张杰当时的党内身份我不知道，也没有问过。男生部有朱炳书和我，女生部有朱玉筠，我们几个人曾到涨价家开会碰头，张杰当时是訇（张为清真北大寺海里凡——编者），以宗教身份掩护自己，开展活动，在清真寺领着做礼拜。他是党的领导机关的秘密成员，属张国泰领导。知道1936年夏天，我一直和张国泰、张杰他们俩联系。这个时候我已是党员了，孙敬文走时曾告诉我：“团取消了，你转党了。”我1936年夏天初中毕业后，就和朱玉筠等转移到北平读书了，实际上去搞革命活动。

我到北平后，1937年春，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总部派我回津南组织“民先队”。当时津南有二十几个县，我去津南前先到天津，找到了再二中的同班同学兰丕涛、刘尔旬（后牺牲）。随后就到沧县。在津南只待了一个多星期，见到了简师的兰丕伟、张振华、朱家驹，还有县立完小的朱良佐。开展了一些活动，就又回到北平。

我1937年春去延安，这时竟组织决定，孙敬文指派的。

注：何启君，沧县黄递铺人，曾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