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故乡是沧县军马站村。幼年时在本村上了几年私塾,1930年春天到沧县回民小学读高小。当年秋,因与回民同学一起生活不方便,便转到沧镇西河沿耶稣教会办的乐善园小学。这里学习条件较好,图书馆里报刊、杂志较多。有《大公报》、《益世报》、《庸报》、《世界日报》、《中学生》和邹韬奋主编的《生活周刊》等。学校开设农业课,还讲三民主义,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了,对我这个只念过“四书”“五经”的少年,真是大开眼界。
不久,一位叫张德让的老师来到我校教国文、历史、英语。他往往不照课本讲,喜欢给我们讲杜甫的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,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,然后借题发挥讲统治阶级如何残酷地压迫、剥削劳苦大众。还讲《西厢记》里的唱词,批判反动封建礼教。有时,他也应付差事似的讲点《圣经》。到1930年的冬天,他开始讲左翼作家如鲁迅、郭沫若、矛盾、蒋光慈等人的文章,讲施洋、林祥谦等烈士的英勇事迹,讲军阀吴佩孚的罪行,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办学校、设教堂、办医院,搞慈善事业的目的是麻醉中国劳苦大众,以便成为他们的顺民。他曾说,这比帝国主义的军事压迫还阴险。
九一八事变后,
1931年10月底,在以省立沧县二中为代表的进步学生的影响下,沧县各界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根据大家的强烈要求,在城隍庙西广场召开了第一次抗日救亡市民大会,我对这次会印象很深,当时上台讲演的有二中学生杨钦、王耀臣、刘义松、乐善园小学校长高梦鹤、回民小学校长马毅夫。大家慷慨陈词,不少市民也激动地上台讲演,呼吁抗日救国。因我听张老师说他在燕京大学时认识一位叫潘训(潘漠华)的左翼作家在二中教国文,所以我特别想听听二中学生的发言。杨钦在讲话中采取问答式,他说:外患是什么?是日本帝国主义。内患是什么?是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。怎么办?要对日宣战!刘义松讲话时铿锵有力,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最后由王耀臣宣读了《抗日倡议书》和通电。所谓通电,就是要求南京对日宣战和大会提出的抗日主张,以沧县市民的名义油印出来,加上“快邮代电”四个字,往各处寄发。会后组织了游行示威,乐善园小学的学生在派头,通过小南门,沿顺城街走到福吉庆大商店门前,一路高呼“禁止贩卖日货”等口号。同时以二中学生为主就,乐善园小学等参加,监察了沧县城里各商店的日货,每到一商店先查账目,再查门面和仓库的日货,各店的掌柜主动拿出账目迎接,并保证卖完后不再出售日货。同时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力量,沧县城里了学联,乐善园小学的代表史孙洪波,二中代表史杨钦。那时,河北省政府主席是于学忠,他对学生抗日活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。沧县国民党部室亲南京政府的,但没有多大力量,对共产党领导的沧县人民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敢干涉,所以检查抵制日货的行动没有受到公开阻止,颇有成效。仅以日本仁丹为例,九一八事变前吃得人很多,可是从事变后再也没有看到有人公开吃日本仁丹,学生是一个也不吃的。
接着就是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,我们把捐的钱集中起来,由学校寄给邹韬奋主办的《生活周刊》转交。
这年12月,仍以学生为主召开了第二次沧县市民抗日救亡宣传大会,大会会场仍在城隍庙西广场上。虽然天气寒冷,但到的人很多。这次主要是以文艺形式宣传,二中的
1932年初,张德让老师介绍我们到沧县城里小南门一家小文具店买书,并告诉我们只要到店里说“向买不容易买的书”,他们就把柜子里的革命书籍拿出来让你挑选。我们在这里买了不少有益的书,记得有《鲁迅选集》、《独秀文存》(主要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文章)马克思、恩格斯的传记,以及天津地下党秘密出版的揭露国民党内幕的《太平洋之风云》等。那时沧县城里不过两万人左右,有这样一个秘密经营进步书刊的小店,对进步思想在沧县人民心中的传播作用是很大的。
这年春天,天津市委派廖华到沧县了解、布置党的工作,住在
不久,王明路线的那个“保卫苏联”的口号也辗转到沧县来了,
1932年6月,二中校长杨学山无故开除了杨钦、李伟等七个党、团员学生。张老师知道后,让我们去找校长高梦鹤,让高校长去与杨讲理,劝杨收回开除学生的决定。通过争论,杨被学生驳的哑口无言,但仍坚持开除学生,最后不欢而散。由于二中举办的学习展览会我们拒绝参加,杨学山对乐善小学进行了报复。暑假升学时,二中竟然一个也没有录取乐善园小学毕业的学生。鉴于这种情况,我毕业后报考了天津省立一中。后因日本人在天津活动猖獗,父母不放心,中途辍学1933年暑假,我考上二中,与何启君在一个班。在那里与乐善园小学同学孙洪波(党员)接上了头,他秘密告诉我,张德让老师是沧县县委书记,孙国诚(孙敬文)是二中的党支部书记,这话是在二中北面的一个土台上说的,并要我们不要丧失信心,要团结斗争,改变低潮状况。那次他还介绍给我一些进步书刊。
1934年春,几个县的共产党组织连遭破坏,白色恐怖笼罩着沧县。有一天,孙洪波告诉我沧县党组织遭到破坏,他要去天津谋生。张德让老师免遭逮捕也走了(1938年我和张德让老师见面时,他告诉我,那次沧县党组织遭到破坏时沧县绅士刘相臣告发的)。面对日军步步进逼,国民党不顾民族危亡,全力“剿共”,这种令人痛心,愤懑的局面,我们几个同学就像搞点活动。1934年8月至10月,一家刊物连续刊载了由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改编的剧本,我就组织我们班的学生排演。我记得大家都不愿演吴妈和小尼姑,我自保奋勇演吴妈,又拉了几个小同学演小尼姑。阳历年演出时看得人很多,观众不是地为我们古鼓掌,这次宣传大大活跃了沧县县城的政治空气。
1935年下半年,华北形势日趋危急。由于“何梅协定”的签订,同学们到处议论纷纷。“双十节”各报透露消息说,华北要特殊化(亲日化),有的报纸被“开天窗”(因国民党政府检察后,撤掉不准印的新闻、言论,报上出现了空白)。接着就传来殷汝耕要成立伪政权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及国民党宋哲元要成立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的消息。那时日本“浪人”(流氓)、“高丽棒子”(日本雇佣的朝鲜人)已到沧县活动,在歧口一带走私很猖獗,同学们焦急不安,觉得“亡国当头,读书何用?”一些爱国师生如孟雪庭老师及何启君、刘尔旬、杨欣等同学都活跃起来。何启津找到我说:“咱们干咱们的!”孟老师还嘱咐我们不要哄校长,要让学生会出头。于是我们到各班串联。
1936年一开学,反动校长于继孟也暗暗活动。我问何启君,“咱们怎么办?”他说:“咱有打狗团,会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的。”不久,何启君告诉我要组织“津南武装自卫会”。我发展了几名同学加入。
这学期,国民党大量发展党员,二中高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加入了国民党,他们也问我加入否?我说:“我不出卖灵魂就。”他们说,“有一天你会后悔的!”果然,下学期开学后,于继孟通知,不让我升二中高中,转校也不开证明,从此我就失学了。在家呆了一年,组织武装抗日不成。1937年我又去北平考高中。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乡。因和党没有联系,我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,坚定去陕北找党。几经周折,1938年我离开沧县到了延安。
注:戴其萼,沧县军马站人,解放后在不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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