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进军老师治好了我的磕巴嘴

第一次听说“沧州一中”这个辉煌的名字，在小学二年级，那是1980年，村里的小学专门为考入一中的校友尹海英开大会发奖状，我当时坐在前排的小板凳上，盯着这位大姐姐，羡慕死啦！

三年后，我的堂哥孙振强也考入了这所学校（高中），他成了我最亲近最直接的表率！

1984年夏天，我以半分的优势考入梦寐以求的沧州市第一中学。当年我们乡的录取线是233.5分，我考了234，另一位最要好的同学，也是我的堂叔孙文明以半分之差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上了一中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生的不平和无奈！

进入一中的第一天，我看到了如今已被一中禁止，而在其他学校尚在流行的考生分班排行榜。我被分在四班，在榜上我是倒数第二！看到这个榜，多少有些心灰意冷，没有太多上进的劲头儿，也就是凭着小学良好的学习习惯，没堕落罢了！

结果到了期中，“吊儿郎当”的我居然考了一个13名！

咦——有门！

我想，再加把劲，看看会怎么样？于是，开始努力。

期末成绩下来了，第五名！

从此，我树立起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自信。

与此同时，另外一种自信，也正在被语文老师任进军老师树立着！

任老师上课有个老习惯，就是按座位的前后顺序，让同学们分段朗读课文，而她头也不抬一下，看着自己的书本。

轮来轮去，轮到我了。那天读的课文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，是一篇很绕嘴的题目——《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》！正是为此，我一直对格鲁吉亚这个前苏联的小加盟共和国很有好感，因为第比利斯是她的首都。直到2008年8月8日，它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给全中国人民添腻歪，我才一改初衷。

轮到我读了，我却没有任何动作。

任老师低着头问：“下边该谁了？”

我站起来回答：“我！”

“怎么不读？”

“我读不出来？”

听到这话，任老师才抬起头，用她特有的高傲而又犀利的眼神盯了我一会儿，责问到：“你又不是哑巴，为什么读不出来？”

我还没有回答，全班同学们早就按捺不住，来了个集体作答——“他是个磕巴嘴……”然后是哄堂大笑。

尽管我把头低得不能再低，但依旧没能阻止泪水流下来，一滴一滴地滴到书页上。

好一会儿，我听见任老师用温柔而又不容抗拒的语调说：“我给你起个头，你能读吗？”

“能……能读……”我哽咽着。

“那好！”

……

从那之后，任老师改变了她保持多年的习惯，每上我们班的课，不再按座位顺序轮读课文，而是由我第一个来读，而且前几次都是她亲自给我起的头儿。

半年下来，我的磕巴嘴居然好了大半，不仅如此，包括朗读水平在内的语文成绩也进步神速，很快成了语文的尖子生！

快毕业了，当时的我不知道怎么感恩，就来到学校北边的教师平房宿舍，第一次敲开任老师家的门，恭恭敬敬给她磕了三个头！

……

从那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任老师。

今天能够向她老人家汇报的是，我这个当年的磕巴嘴，虽然没出息，只上了一个小中专儿，但刚一考入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，就被刚刚从北师大毕业的语文老师看中，当上了语文课代表，几天后就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，第二年就当上了社长，带着二百多号人马，在文学园地里栽花弄草折腾欢了……

作者简介

 孙建，男，沧州市第一中学1987届初三4班毕业生。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。专科学历。1972年出生于沧州市。1984年至1987年，就读于沧州市第一中。1987年至1991年，就读于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（中专）。1991年起，供职于天津铁路分局沧州建筑段。2010年，调入沧州市文物局工作。